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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英烈身躯塑起纪念塔
2015-08-14 09:38  来源: 多彩贵州网——贵州商报 作者: 罗林 聂娜  编辑: 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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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报道“地名里的抗战故事”之一

  贵阳英烈身躯塑起纪念塔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碑 

  大十字已经变了模样,但是还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位于花溪公园的戴安澜将军之墓

  1937年,贵州估计人口总数约为800万,根据贵州师范大学何长凤教授撰写的《抗战时期主黔的吴鼎昌》书稿中提供的《贵州省抗战8年征兵数额表》,国民政府给贵州下达的征兵指标,为每月6000人,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征兵。8年贵州的征兵计划为583000人,实际征兵675432人,超征92432人。抗战8年,贵州奔赴抗日前线的部队,共11个师、近70万人。这些黔籍将士义无反顾投身沙场,在淞沪会战、南口争夺战、忻口战役、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缅北会战和滇西松山攻坚战等正面战场上,立下了不朽战功,以血肉之躯保卫了中华民族。

  我们讲述“地名里的抗战故事”,从贵阳的纪念塔、图云关、湘雅村、大十字等几个地名开始。

  纪念塔不能忘却的纪念

  纪念塔是贵阳一个人尽皆知的地名,位于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新华路、市南路、青云路的交汇处。然而,知道“纪念塔”是为纪念贵州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建立的人并不多;更鲜有人知道,纪念塔全名叫“国民革命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那么,让我们来回忆这段历史。

  国民革命军第102师主要由贵州籍将士组成,师长柏章辉是贵州遵义人。在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102师立下了赫赫战功:

  1937年8月下旬,102师开赴上海,在淞沪会战中参加了苏州河、大场、罗店等战役;同年11月,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5月,参加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在距徐州以西84公里的一座山与日寇激战五、六天,歼敌1000余人,敌16师团大佐被击毙,我102师伤亡重大,304团团长陈蕴瑜(贵州平坝人)壮烈牺牲;1938年7月参加武汉保卫战,配合友军作战,歼敌4000余人,取得”万家岭“大捷,以至在占地的木牌上,友军写下了“向一0二师看齐”的赞语;1938年8月,参加长沙第一次会战,奉命追击从长沙前线后撤的日军,毙敌甚众;1940年9月,日军12万人第二次进攻长沙,102师担任新墙河的防守任务,日军飞机轰炸,毒气弹肆虐,102师坚守阵地,与敌激战21昼夜。经休整补充后,又投入第三、四次长沙会战,直到抗战胜利。

  102师组建时有9700多将士,经过上海、无锡和南京抗战,损失约6000余人,剩下3000余人,后增补至7000余人。其后经过徐州、武汉、南昌和长沙等战役,全师官兵仅存不满千人,累计在抗战中牺牲约12000人。

  1940年9月,长沙第二次会战后,102师撤到湘阴(洞庭湖南岸)休整补充。为了纪念历次作战牺牲的官兵,柏章辉在师部驻地关王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以告慰烈士们的英灵,缅怀将士们的业绩。贵阳各界人士代表和部分烈士家属应邀到会。为了永远不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世代牢记贵州儿女流血牺牲保卫祖国的英雄事迹,与会者纷纷要求在家乡建立一座纪念塔,以资纪念。

  这一要求经102师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由102师派员配合地方政府筹备,决定在黔军将士的家乡———贵州省贵阳市大南门外十字路口建立一座纪念塔。

  1940年底,纪念塔动工建设,1941年5月落成。塔高10.2米,三角菱形,上尖下大,用巨型白绵石砌成塔形,象征着一把锐利的刺刀直刺敌寇胸膛。塔身三面分别刻有碑名“国民革命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贴金楷字,下款为“师长柏章辉题”。塔基为正方形,四周有白浅雕花饰围绕。三级阶梯是青石砌成。塔座底部呈台状,台上有石柱,记述了建塔原委;并刻有304团团长陈蕴瑜在徐州战役中壮烈殉国的事迹;几次主要作战经历和各级阵亡将士的名单。

  1986年至1994年间,陈蕴瑜、柏章辉等一些将士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复追认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1952年,由于贵阳道路改造,将纪念塔拆除,但人民心中的纪念碑却依然耸立,“纪念塔”这一地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1995年,共青团贵阳市委、中共贵阳市党史研究室、贵阳市精神文明办等单位发出《募捐修建“贵州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倡议书》,在贵阳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贵州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于1995年9月3日在贵阳海天园落成。纪念碑巍然耸立在群山之中,铭记着贵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昭示后人不忘历史,永远记住纪念塔。

  图云关永远铭记的外国医生

  图云关,为老贵阳九门四阁十四关之一,被称为“黔南首关”,位于现今贵阳森林公园北门入口处。

  1939年3月,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在救护总队队长、爱国华侨林可胜的带领下,从长沙辗转迁到山重岭复、森林密布的图云关,在图云关一住就是6年,指挥着救护总队9个医疗大队的47个中队、94个区队、9个手术队、担负全国各战区的救护工作。而战时卫生队人员训练所的教员多半也是救护总队的医生,培养了大批军医、护理人员和检验人员。当时,全国两大陆军医院之一的一六七后方医院也迁到了图云关,成为战时卫生队训练所的实习医院。

  1938年10月,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了一批外国医生来中国支援抗战,称为“国际援华医疗队”。这个医疗队共26人,来自波兰、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奥地利、美国等9个不同的国家,虽然并没有西班牙国籍的医生,但因为他们都来自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战场,被人们称为“西班牙医生”。他们绕过半个地球,1939年分3批到达贵阳图云关,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参加到各战区的救护工作。1944年,美军二七野战医院在图云关搭起若干帐篷,后与一七六后方医院合作,修建了一座“飞机型”的砖瓦结构病房。图云关成了抗战期间举世瞩目的医疗、救护中心,闪耀着“红十字”的光芒。

  在这里,成千上万名伤病员得到良好的医疗和护理;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千吨援华医药物资经此源源运往抗日前线;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从这里奔赴抗日战场;救护总队所属的医疗队、手术队、诊疗所,遍布陕西、山西、四川、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市),昼夜不停地在炮火纷飞的抗日前线抢救负伤官兵。

  而“国际医药援华会”的外国医生们为了和中国人民打成一片,每个人都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如波兰的傅拉都、德国的白尔、罗马尼亚的柯芝兰、保加利亚的甘杨道、捷克的纪瑞德、奥地利的肯德等,这些国际主义战士为了反法西斯战争,不计个人得失,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到抗战胜利,在中国战斗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有的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1年,日本在湖南常德投掷鼠疫细菌弹,奥地利的肯德等外籍医师立即奔赴现场,冒着生命危险,开棺验尸,确定鼠疫在常德流行,并与第六战区长官署军医处长商讨防疫纲要,处理管理、预防、隔离、检疫、治疗、宣传、器材等事项,经过努力,扑灭了鼠疫。在与细菌战作斗争中,英国女医生高宜田以自己身体做试验而不幸以身殉职,罗马尼亚的柯芝兰也因参加防疫,受到感染,不幸在昆明去世。

  1940年至1942年,这是救护总队全盛时期,大小医疗队发展到150个,医务人员及各种辅助工作人员达到3420人。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救护总部撤离图云关,在重庆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并办公,后迁南京。1946年5月底,救护总队奉中国红十字总会命令正式解散,完成其历史使命。

  1985年,值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贵阳市委、市政府在图云关建立了“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碑文的一则是英文对照及国际援华医疗队员名单。碑文上方,有一个地球状的浮雕,其上有红色大理石刻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的会徽,象征着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同年,国际援华医疗旧址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贵阳市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在纪念碑对面,是英国女医生高宜田之墓。

  湘雅村日军侵华的历史见证

  湘雅村这个地名,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才在贵阳出现的。

  湘雅村并不是一个村寨的名字,而是因为原在湖南的湘雅医学院为躲避战乱而西迁贵阳,在这里披荆斩棘建院坚持教学,为国家培养医学人才而得名。

  早期的湘雅医学院名为雅礼医院,是由湖南省的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协会共同创办的。1914年,医院业务有了发展,便向当时北京的北洋政府备案申请,将医院扩大改为“雅礼医学专门学校”。北洋政府在第二次批复中,特别指出这所医学专门学校既然是在中国的湖南办的中国医专学校,仍然名为雅礼已不适宜,应冠以“湘”字以正视听。于是协商下来,同意再取雅礼协会的“雅”字,共同组成校名。就这样“湘雅医科专门学校”成立了。

  1925年,湘雅医科专门学校改名为湘雅医科大学,不久又改名为湘雅医学院。

  1937年,日本公开发动侵略战争,继上海沦陷后,武汉、长沙告急,湘雅医学院在长沙遭到日机野蛮轰炸后被迫迁到衡阳。后衡阳告急,湘雅医学院何去何从关系到了学校的存亡,校董事会决议学校西迁。经学院讨论,最后确定搬迁到贵州贵阳。

  时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张孝骞不辞辛苦,四处奔走争取支持,多方筹措搬迁经费和运输工具,于1938年6月开始搬迁,同年10月11日,学院的教职员工、学生近400人在张孝骞的率领下,全部到达贵阳。

  湘雅医学院初到贵阳时,暂住在东山的大庙中,学院的办公室和教室都是靠租用和借用。正在为难之际,旅筑的湖南长沙会馆及时伸出了援手,他们将贵阳次南门外两公里的石洞坡长郡义园(义园就是用于安葬死人的墓地)地皮无偿拨出,让给湘雅医学院建设校舍。

  于是,在这石洞坡的山腰上,学院先后建起三栋两层的楼房,两排平房和厨房等校舍,看上去很像一个不小的山村。而这一山村模样的学院也初具了规模,拥有教授14名、副教授5名、讲师15名、助教6名,另有10名兼职或名誉教师。内科专家有张孝骞、吴执中、齐镇垣,外科专家有沈克非、袁道,还有儿科专家钟世藩、妇科专家何碧辉和吕淑贤、热带病学专家李宗恩、皮肤科专家秦作粱,以及五官科专家陈世彬等。学生除了原从湖南随迁的以外,还收容了上海、杭州等地流亡来筑的60多名借读生,其中尚有印度、马来西亚学生数名,由南京内迁来的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接收学生实习。

  1939年4月学院建成后,张孝骞院长以“湘雅医学院”的“湘雅”两个字做文章,叫总务人员在医学院大门前挂上了一块木牌,上书“湘雅村”三个大字,于是,“湘雅村”的名字便被叫响,不胫而走传诵开来,一直到了现在。

  1939年2月4日,日机第一次对贵阳市进行狂轰滥炸。1940年7月12日投下4枚炸弹,湘雅医学院动物室和附近建筑物被毁。1944年12月8日,日寇窜入贵州独山,威胁贵阳,湘雅医学院只得和许多外地迁来贵阳的医院、学校相继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1947年7月,湘雅医学院才迁回到湖南长沙。建国后,湘雅医学院改名为湖南医学院,现名为湖南医科大学。

  湘雅医学院在贵阳近6年时间,他们与南迁贵阳的中央医院相互协作,在教学、科研、医疗技术得到显著提升,给贵阳老百姓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虽然湘雅医学院迁回了长沙,但“湘雅村”这一地块名称却永远落户于贵阳地名中,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

  现湘雅医学院旧址已不存,今天湘雅村成了贵阳的公交站名,为贵阳的交通事业服务。

  大十字“二四”轰炸之殇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最繁华的代表地点“大十字”是贵阳的中心。贵阳的地势是东北高,西南低,大十字其实是这个城市地势最低的地方。

  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十字却成为贵阳老百姓记忆里一段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1939年2月4日,日寇对贵阳这座不设防的城市发起了大轰炸,史称“二·四轰炸”。

  据史料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后,日本侵略者急于取胜于中国全境,遂向尚未沦陷的中国南方内地发起轮番轰炸。1939年2月4日,日军18架轰炸机经广西大溶口向西北、过八寨向贵阳方向飞来。省防空司令部10时45分发布空袭警报。11时10分,东山顶挂起表示来袭敌机数目的灯笼。11时35分发出紧急警报,11时55分,轰炸机编成“品”字队形分三队侵入贵阳上空,高度约3000米,当敌机飞临东山,东山防空部队两门高炮开始对空射击,敌机旋即散开队形,一队走直线由东向西沿线投弹,轰炸今中山东路、大十字、中山西路一带;一队由东转向北,成弧形线,轰炸今中华中路、中华北路、富水路、正新街地段;另一队也走弧线,轰炸今中华南路、华光巷等处。整个轰炸时间约3分钟,投弹后向西飞去。共投弹129枚,其中燃烧弹39枚。顿时,城中一片火海,百姓血肉横飞。东起中山东路,西到中山西路,南至贯珠桥,北至省府路,顷刻成了一片瓦砾。

  空前浩劫,全城损失惨重。据当时贵州省防空司令部的调查统计:大十字、中华南路、三山路、禹门路、金井街、光明路、盐行街、双槐路、河西路、飞山庙、金沙坡、老东门城外、次南门城外、大南门城外等处均被焚毁。“二·四”轰炸共炸毁烧毁房屋1340余栋1万余间,毁坏街道42条,炸死炸伤民众2000多人,其中死亡531人,伤1526人,登记的灾民8998人,2万余人无家可归,直接有形财产损失达2500万法币。

  贵阳全市重要商业区、金融区、文化新闻单位之精华所在,毁于一旦。闹市区的兴隆商号、裕昌百货店、同乐饭店、朱明泰瓷器店、璇宫理发厅、丽华百货店、裕丰荣商号等大中型商户顷刻灰飞烟灭。

  市区的中央银行贵州分行、上海银行、广东银行、金城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老凤祥银楼、宋华丰金店等全部化为瓦砾。金筑电影院、贵州电影院、明星电影院、群新电影院、川剧团、京剧团、商务印刷馆和中央通讯社办事处、中央日报营业部、贵州日报社、贵州晨报社、省民众教育馆,以及商务、中华、北新、世界各大书局毁烧殆尽。

  在血腥暴行面前,日本《读卖新闻》却公然大加赞赏,说“对华作战年余以来,空军对华各城市的轰炸,未有如‘二·四’轰炸贵阳之成功伟大”。其侵略嘴脸昭然若揭,行径令人发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40年“二·四”祭日,省宣传委员会、县党部及省警察局、防护团等,分别在民教馆广场举行追悼大会,追悼防护团殉难人员,并组织捐赠慰劳殉难人员家属,并在省党部礼堂举行纪念大会,“以扩大抗敌宣传,激励敌忾同仇之气”。同年11月21日,全国防空节庆祝纪念日,贵阳和各县城举行盛大的各界防空袭纪念大会。大会利用“二·四”被炸惨案开展宣传教育,提出“前车之鉴不远‘二·四’,血迹未干,我们的精神是不会被威胁而消沉,但支持抗敌的人力物力更需要妥慎的保存……”

  省主席吴鼎昌在《为纪念防空节敬告全省同胞书》中指出:“希望大家辨明利害,权衡轻重,怀于‘二·四’惨痛的教训,立即纠正苟安心理的错误,加紧充实今后防空;倡议大家用献金献机充实积极防空力量,遵照防空法令立即疏散乡村,健全防护组织减少空袭损害”。

  戴安澜将军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戴安澜(1904~1942年),又名戴炳阳,原名衍功,自号海鸥。汉族,安徽省无为县仁泉乡(今洪巷乡)练溪社区风和自然村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因昆仑关一役获得蒋中正“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之赞誉,同时也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1924年,戴安澜投奔国民革命军,黄埔第3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在1938年的鲁南会战中,曾率部在中艾山与日军激战4昼夜,因战功卓著,升任89师副师长。同年8月,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升任国民党第5军200师师长,12月参加桂南会战。在昆仑关大战中,戴安澜指挥有方,重伤不下火线,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取得重大胜利。

  1942年3月,戴安澜率部赴缅甸参加远征军抗战。他率领200师不惜冒孤军深入的危险,开进同古,逐次接替了英军的防务。为了掩护英军安全撤退,充分作好迎战准备,戴安澜率部日夜抢修工事,布下三道防线,阻击迟滞敌军前进。同古保卫战打响以后,200师全体官兵坚守阵地,勇猛还击。虽是孤军作战,后援困难,但师长戴安澜决心誓死抵御到底。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写道:“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他带头立下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某团长代之。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誓与同古共存亡。敌人的猛烈进攻,造成伤亡猛增,掩体被毁。戴安澜指挥将士利用残垣断壁、炸弹坑继续抵抗。他还采取百米决斗术,等攻击的敌人到达50米处时,才从战壕里一跃而出,或用手榴弹集中投掷,或用刺刀进行肉搏。同古保卫战历时12天,200师以高昂的斗志与敌鏖战,以牺牲800人的代价,打退了日军20多次冲锋,歼灭敌军4000多人,俘敌400多人,予敌重创,打出了国威。

  战斗结束后,戴安澜在撤退过程中,遭敌袭击,身负重伤。由于缅北复杂的地形和连绵的阴雨,戴安澜终因缺乏药物医治,伤口化脓溃烂,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在缅北距祖国只有100多公里之地的茅邦村,戴安澜壮烈殉国,时年38岁。

  1942年7月31日,在广西全州,上万人为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戴安澜举行隆重的安葬悼念仪式。中国共产党高度颂扬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事迹,毛泽东题赠了挽词“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题写了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1942年10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祀南京忠烈祠。29日,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追授戴安澜1枚懋绩勋章(Legion ofMerit,即功绩勋章又称军功勋章,戴将军获得之为军官级)。美国政府为表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1942年10月29日向其颁授懋绩勋章一枚,戴安澜将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1943年4月1日,蒋介石委托李济深主持,为戴安澜在广西全州湘山寺前举行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国葬。后来日军入侵广西,其灵柩暂时安葬于贵阳贵筑县的葫芦坡西麓(也就是今天的花溪公园戴安澜墓处),1947年迁葬其安徽芜湖故里。当时的贵筑县县长特地在原墓地处建衣冠冢,墓碑正中楷体书阴刻“陆军二百师中将师长戴安澜之墓”。1987年重建。

  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1956年10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戴安澜将军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以褒彰将军,并致慰遗属。

  防空亭防空学校曾在这里

  1939年初到1946年初,专门培养陆军部队低空防御空袭的专业防空兵的防空学校,曾由湖南衡阳迁驻贵阳达7年之久。在贵阳期间,先以一所已疏散的职业学校校址落脚,后迁至南厂兵营。当时贵阳刚经历了侵华日军发动的“二·四”大轰炸,满目疮痍,防空学校立即加强防空设施,以防日机再次轰炸。

  其后,防空学校所属照测部队进行扩编,总队部设在花溪。照测部队驻扎花溪期间,协同地方整理环境,布置园林,对美化花溪做出了贡献。至今在花溪公园龟山上,仍然保存有当年照测部队修建的一座被后人称为“防空亭”的亭子。亭为六角亭,攒尖青瓦顶,高3米余。石柱上有隶书阴刻对联一副:“登高一手,举国防空都有赖;极目四望,万方悬物总无穷。”

  

 

作者: 罗林 聂娜  编辑: 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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